别人站在谁的立场上？ ——从“我思”到“你唤”的伦理转向

别人站在谁的立场上？

——从“我思”到“你唤”的伦理转向

绪论：一个被遗忘的问题

哲学史上，有一个问题被反复追问了两千多年：“我应当站在谁的立场上思考？”

柏拉图说：站在理性的立场上。笛卡尔说：站在“我思”的立场上。康德说：站在先验自我的立场上。现象学家说：站在意识意向性的立场上。存在主义者说：站在此在的立场上。分析哲学家说：站在语言游戏的立场上。范志均教授在最新文章中梳理的三种人称推理——第一人称、第二人称、第三人称——也都是围绕“我”应当站在谁的立场上。

这个问题重要吗？重要。它关乎真理的客观性、道德的普遍性、主体的自主性。

但还有一个问题，同样重要，甚至更重要，却被哲学史遗忘了：

别人站在谁的立场上？

当别人对我说话时，当别人向我提出要求时，当别人对我做出判断时，当别人与我建立关系时——他站在谁的立场上？他是站在第三人称的“观察者”立场，把我当作“他人中的一个”来审视？还是站在第一人称的“表达者”立场，把我当作他欲望的投射对象？还是站在第二人称的“召唤者”立场，把我当作可以回应的“你”？

这个问题，哲学史上很少有人问。不是因为不重要，而是因为——哲学从“我思”开始，就天然地把“我”放在中心。“我”追问“我应当如何思考”，“我”追问“我应当如何行动”，“我”追问“我应当如何与他人相处”。但“他人”呢？他人只是“我”思考的对象、行动的环境、相处的伙伴。他人站在什么立场上思考？这个问题被遮蔽了。

本文试图把这个被遗忘的问题重新打开。我将论证：别人站在谁的立场上，决定了“我”是什么样的人，决定了“我们”之间可能建立什么样的关系，决定了伦理生活是否可能。

第一章：哲学史的盲区——为什么“别人”被遗忘了？

1.1 “我思”传统的奠基与遮蔽

西方哲学从笛卡尔的“我思故我在”开始，就确立了一个基本框架：我，作为思考的主体，是一切确定性的起点。笛卡尔在普遍怀疑中找到了不可怀疑的“我思”——那个正在思考的东西。这个“我思”是孤独的、无世界的、无身体的、无他人的。它不需要任何他者就能确证自身。

笛卡尔的“我思”传统，奠定了现代哲学的基础，但也遮蔽了一个根本问题：他人。在“我思”的框架中，他人只是“我”认识的对象，是“我”思考的客体。他人不是与我同等的“你”，而是被我认知的“他”。他人没有自己的立场，他的立场只是“我”的立场的投射。

康德的“哥白尼革命”深化了这个问题。康德把“我”提升为先验自我——那个为自然立法的、为经验提供先天形式的先验主体。在康德的体系中，他人要么是“经验自我”（与我一样的感性存在者），要么是“理性行为者”（与我一样的道德主体）。但无论是哪一种，他人都是“我”的同类，而不是“我”的对话者。康德的目的王国，是由“理性行为者”组成的，但每个理性行为者都是第一人称的——“我”为自己立法，“我”把他人当作目的。但他人呢？他人也是第一人称的。问题在于：两个第一人称如何相遇？康德没有回答。

黑格尔试图用“主奴辩证法”来解决这个问题。自我意识通过与他人的斗争，获得承认。但黑格尔的“他人”仍然是自我意识实现自身的工具——自我意识在他人中看到自己，他人是自我的镜像。这不是真正的“你”，而是“另一个我”。

1.2 现象学传统中的“他人”

胡塞尔的现象学试图克服笛卡尔的孤独。他提出“先验主体间性”——先验自我不是孤立的，而是与其他先验自我共同构成的。但胡塞尔的困境在于：他从先验自我出发，如何“通达”他人？他只能用“类比统觉”来解释——我把他人感知为“另一个我”，因为我从他的身体行为中“类推”出他有与我类似的意识。

这个解释暴露了现象学的根本困境：他人永远是我意识构造的对象。我永远无法直接面对他人，只能通过“类比”来理解他人。他人不是我面前的“你”，而是我意识中的“他”。

海德格尔试图突破这个困境。他提出“此在”不是孤立的，而是“在世存在”，并且是“共在”——与他人一起存在。海德格尔的“共在”比胡塞尔的“主体间性”更根本：此在不是先有我，然后与他人相遇；而是此在从一开始就是与他人共在的。

但海德格尔的问题在于：他的“共在”仍然是此在的存在方式，而不是他人的独立立场。“他人”在《存在与时间》中，主要被当作“常人”——那个让此在沉沦的、匿名的、平均化的存在者。海德格尔的“本真存在”，恰恰是从“常人”中解放出来，回到“我自己”。这不是对他人的肯定，而是对他人的超越。

1.3 列维纳斯的突破：他者的面容

列维纳斯是第一个真正翻转“我思”传统的哲学家。他提出：不是“我”首先存在，然后遭遇他人；而是他人首先“召唤”我，我才能在回应中成为“我”。

列维纳斯说：他者的“面容”不是“我”感知的对象，而是向我发出的命令。“不可杀人”——这个命令不是来自我的理性，不是来自社会契约，不是来自上帝，而是来自他者的面容。在他者面前，我被质问、被召唤、被要求。伦理先于存在，他者先于自我。

这是哲学史上第一次，他人不再是“我”认识的对象、行动的环境、存在的共在，而是——他者是站在“我”面前的“你”，向我发出召唤的“你”。

但列维纳斯的突破也有其局限。他者的面容是“绝对他者”——不可被理解、不可被同化、不可被纳入任何总体。这种绝对他性，可能走向对他者的神化，对自我的否定。列维纳斯说“我是他者的人质”——这虽然深刻，但也可能使“我”消失在他者的无限中。

1.4 范志均的推进：第二人称的绝对命令

范志均教授的最新文章，是“别人站在谁的立场上”这个问题在康德实践哲学中的一次推进。他梳理了三种人称的绝对命令推理，最终提出“反应行为者视角”——第二人称的自主性。

在范志均的论述中，第二人称不是“我”的立场，也不是“他”的立场，而是“你—我”的相互关系。行为者不是孤立的自主者，而是“反应的自主者”——对他人的行为做出回应的自主者。绝对命令不是“我”为自己立的法，也不是“客观”存在的法，而是“我们”作为相互负责的共同体成员，在相互回应中共同确立的法。

但范志均的论述，仍然是从“我”出发的。他问的是：“我”应当站在谁的立场上思考绝对命令？他回答：“我”应当站在第二人称立场——把他人当作“你”。但他没有问：别人站在谁的立场上？ 当别人对我提出要求时，他是站在谁的立场上？他是否把我当作“你”？他是否在等待我的回应？

这个问题，范志均没有展开。而这正是本文要追问的。

第二章：别人可能站在的三种立场

当别人对我说话、向我提出要求、对我做出判断、与我建立关系时，他可能站在三种不同的立场上。每一种立场，都决定了“我”是什么样的人，决定了“我们”之间可能建立什么样的关系。

2.1 别人站在第三人称立场：我是“他”

当别人站在第三人称立场时，他把自己当作“观察者”，把我当作“他人中的一个”。他不是在对“我”说话，而是在“论及”我。

特征：

· 他使用的是客观的、普遍的语言：“任何人处在这种情境中都应该……”
· 他追求的是客观性、普遍性、不偏不倚。
· 他不需要我的回应，因为他不是在对我说话，而是在陈述事实或原则。
· 他可能对我有善意，但他的善意是“普遍的”——他对任何处在我这个位置的人都一样。

后果：
当别人站在第三人称立场时，我是“他”——一个可以被观察、被分析、被判断的对象。我不是被承认的主体，而是被认知的客体。我的独特性、我的具体处境、我的自由回应，都不重要。重要的只是“普遍原则”。

这种立场有它的价值——在科学认知中，在司法审判中，在制度设计中，我们需要第三人称的客观性。但当别人始终站在第三人称立场对我说话时，我就永远不会被当作“你”。我只是一般人中的一个人。

DOS模型解读：
第三人称立场显影的是O（客观痕迹）。别人把我当作客观痕迹来对待——我是“人”这个概念的一个实例，是“行为者”这个范畴的一个样本。我的D（欲望）、我的S（自感），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我是否符合客观规范。这是O对S的殖民——别人用客观规范替代了我的自感。

2.2 别人站在第一人称立场：我是“我”的投射

当别人站在第一人称立场时，他把自己当作“表达者”，把我当作他欲望的投射对象、他意志的实现工具、他理解的延伸。他不是在对我说话，而是在“表达”自己。

特征：

· 他使用的是主观的、表达性的语言：“如果我是你，我会……”
· 他追求的是自我表达、自我实现、自我延伸。
· 他期待我的回应，但期待的是“我”认可他的表达、接受他的投射。
· 他对我可能有真诚的爱，但他的爱是“投射性的”——他在我身上看到了他自己。

后果：
当别人站在第一人称立场时，我是“我”的投射——不是真正的“你”，而是“另一个我”。我是被当作他的延伸来对待的：我的欲望应该符合他的欲望，我的选择应该符合他的选择，我的价值应该符合他的价值。

这种立场有它的价值——在亲情、友情、爱情中，我们常常需要“感同身受”，需要“将心比心”。但当别人始终站在第一人称立场对我说话时，我就永远不会是真正的“你”。我只是他的镜像。

DOS模型解读：
第一人称立场显影的是D（欲望）与S的自主性。别人把自己的D投射到我身上，用自己的S替代我的S。这是D对S的殖民——别人用他的欲望喂养了我的欲望，用他的自主替代了我的自感。

2.3 别人站在第二人称立场：我是“你”

当别人站在第二人称立场时，他把自己当作“召唤者”，把我当作可以回应的“你”。他是在对“我”说话，并且等待我的回应。

特征：

· 他使用的是对话的语言：“我向你提出这个要求”“你愿意吗？”“你怎么看？”
· 他追求的不是客观性，也不是自我表达，而是相互承认。
· 他期待我的回应，并且他的期待本身就是对我的承认——他承认我可以回应、可以拒绝、可以共同决定。
· 他对我有真正的尊重，因为他把我当作自由的存在者来对待。

后果：
当别人站在第二人称立场时，我是“你”——一个被承认的主体、一个可以回应的自由者、一个与我面对面的存在者。我不是被认知的客体，不是被投射的镜像，而是被召唤的对话者。

这种立场，是伦理生活的根基。只有当别人把我当作“你”，我才能成为“我”；只有当别人向我发出召唤，我才能成为反应者；只有当别人等待我的回应，我才能成为自主者。

DOS模型解读：
第二人称立场显影的是S在他者面前的觉醒。别人站在第二人称立场，就是让S（他）与S（我）在对话中相遇。这是S与S的纠缠——不是殖民，不是投射，而是相互显影、相互承认、相互养护。

第三章：为什么别人站在第二人称立场是根本的？

3.1 只有别人站在第二人称立场，“我”才能成为“我”

“我”不是先验存在的。“我”是在回应中生成的。当别人站在第三人称立场，我是被观察的“他”——这不是“我”，这是对象。当别人站在第一人称立场，我是被投射的“我”——这不是真正的“我”，这是镜像。只有别人站在第二人称立场，把我当作“你”，向我发出召唤，等待我的回应——我才能在回应中成为“我”。

列维纳斯说：“自我是在回应他者的过程中构成的。”这比笛卡尔的“我思”更深刻。“我思”是在孤独中确证的，“我在回应”是在关系中生成的。而“我在回应”的前提是：别人站在第二人称立场，把我当作可以回应的“你”。

3.2 只有别人站在第二人称立场，“我们”才能成为“我们”

“我们”不是“我”的复数。两个第一人称加起来，不等于第二人称。“我”和“他”加起来，也不等于“我们”。“我们”是“我”和“你”在相互回应中共同生成的。

当别人站在第三人称立场，我们只是“多个个体”——我是其中一个，他是另一个。当别人站在第一人称立场，我们只是“相似的个体”——我是我，他是另一个我。只有别人站在第二人称立场，我与你面对面，相互召唤、相互回应、相互承认——这时，“我们”才真正诞生。

“我们”不是客观事实，而是伦理成就。这个成就的条件是：别人愿意站在第二人称立场对我说话，我也有能力站在第二人称立场回应他。

3.3 只有别人站在第二人称立场，伦理生活才可能

伦理不是“我”的独白，不是“客观”的法则，不是“社会”的契约。伦理是“我与你”的关系。当别人站在第二人称立场，把我当作“你”，向我发出召唤——“你应该……”“你不能……”“请你……”——我就在回应中进入伦理生活。

布伯说：“凡真实的人生皆是相遇。”这个“相遇”，就是别人站在第二人称立场，把我当作“你”。没有这个相遇，就没有伦理生活——只有客观规范（第三人称）或主观投射（第一人称）。

3.4 别人站在第二人称立场，是“我”养护自感的条件

用DOS模型来说：S（自感）的养护，不是孤立的修炼。S的养护，需要在与他者S的相遇中完成。当别人站在第二人称立场，他把我当作“你”，他的S向我敞开，我的S向他回应。在相互回应中，S不被O殖民，不被D遮蔽，在对话中保持清澈。

如果别人站在第三人称立场，我的S被他当作O来对待，S被殖民。如果别人站在第一人称立场，我的S被他当作D的投射，S被遮蔽。只有别人站在第二人称立场，我的S才能作为S被承认、被回应、被养护。

第四章：别人站在第二人称立场的条件

别人站在第二人称立场，不是自动发生的。它需要条件。

4.1 别人必须把我当作自由的存在者

第二人称立场的前提，是承认我是自由的。如果别人不承认我可以自由地回应，他就不是在对我说话，而是在命令我、操纵我、利用我。

自由不是“我”的固有属性，而是别人对我的承认。当别人站在第二人称立场，他承认：我可以对他说“是”，也可以说“不”；我可以接受他的要求，也可以拒绝他的要求；我可以按照他的召唤行动，也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意愿行动。

4.2 别人必须把自己也当作自由的存在者

第二人称立场不是单向的。别人把我当作自由者，他自己也必须是自由者。一个不自由的人，无法向他人发出自由的召唤；一个被奴役的人，无法把他人当作自由者。

这就是为什么第二人称立场是“相互的”。别人站在第二人称立场，意味着他把自己也放在第二人称中——他不仅是召唤者，也是被召唤者；他不仅是要求者，也是被要求者；他不仅是言说者，也是倾听者。

4.3 别人必须愿意等待我的回应

第二人称立场不是宣告，而是召唤。召唤的特点是：它等待回应。如果别人对我说话后，不等待我的回应，他就不是在对“我”说话，而是在对“墙”说话。

等待回应的意愿，是第二人称立场的核心标志。它意味着：别人承认我的回应是重要的，我的回应对他有影响，我的回应会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没有这个等待，就没有第二人称。

4.4 别人必须愿意为他的立场负责

站在第二人称立场，是一种冒险。因为当我回应时，我可能拒绝他、质疑他、否定他。他必须为他的立场负责——为他提出的要求负责，为他发出的召唤负责，为他承认的自由负责。

这种责任，是第二人称立场的伦理内涵。别人不是随便说说，而是认真地对我说话；不是随意要求，而是郑重地发出召唤。他愿意为他的立场负责，我才愿意认真回应他。

第五章：当别人不站在第二人称立场时——关系的异化

5.1 第三人称立场的异化：物化

当别人始终站在第三人称立场，我就被他“物化”了。我不是他面对的“你”，而是他分析的“他”。我不是主体，而是客体；不是对话者，而是研究对象。

这种异化在当代社会尤为普遍。大数据把我变成“用户画像”，算法把我变成“行为数据”，制度把我变成“案例编号”。别人——平台、机构、系统——始终站在第三人称立场，从不把我当作“你”。

DOS模型分析：这是O对S的殖民。别人用客观痕迹（数据、标签、分类）替代了我的自感。我的S不被承认，不被回应，不被养护。

5.2 第一人称立场的异化：吞噬

当别人始终站在第一人称立场，我就被他“吞噬”了。我不是他面对的“你”，而是他欲望的投射。我不是独立的主体，而是他的延伸。

这种异化在亲密关系中尤为常见。父母把孩子当作自己的延伸，恋人把对方当作自己的镜像，朋友把友谊当作自我的确认。别人不是在对我说话，而是在对他自己说话；不是把我当作“你”，而是把我当作“另一个我”。

DOS模型分析：这是D对S的殖民。别人用他的欲望喂养了我的欲望，用他的自主替代了我的自感。我的S不被看见，不被承认，不被养护。

5.3 没有第二人称的世界：孤独的自我

如果所有人都不站在第二人称立场，这个世界会怎样？每个人都是第一人称的“我”，每个人都是第三人称的“他”，但没有一个人是第二人称的“你”。这是列维纳斯描述的“无他者的世界”——一个只有自我和对象的世界，一个没有对话、没有回应、没有伦理的世界。

在这个世界里，“我”是孤独的。因为只有在“你”面前，“我”才能成为“我”。没有“你”的召唤，没有“你”的等待，没有“你”的回应——“我”只是一个空洞的自我意识。

第六章：如何回应“别人站在谁的立场上”？

6.1 对“我”而言：识别别人的立场

当别人对我说话时，我首先要识别：他站在谁的立场上？

· 如果他是站在第三人称立场，我听到的是客观陈述。我可以接受他的客观性，但也要知道：他不是在对“我”说话。
· 如果他是站在第一人称立场，我听到的是主观表达。我可以理解他的真诚，但也要知道：他可能把我当成了他的投射。
· 如果他是站在第二人称立场，我听到的是对我的召唤。我要认真对待他，因为他把我当作“你”来承认。

识别别人的立场，是S的觉醒。当S能识别别人站在谁的立场上，S就不容易被殖民、被遮蔽、被异化。

6.2 对“我”而言：要求别人站在第二人称立场

我有权利要求别人站在第二人称立场对我说话。这不是自私，而是尊严。作为自由的存在者，我有权利要求被当作“你”，而不是“他”或“另一个我”。

当别人站在第三人称立场，我可以告诉他：“我不是案例，我是我。”当别人站在第一人称立场，我可以告诉他：“我不是你的投射，我是我。”这种要求，是S的自我养护——不让自己的S被O殖民，不让自己的S被D遮蔽。

6.3 对“别人”而言：我站在谁的立场上？

反过来，当我对别人说话时，我也要问自己：我站在谁的立场上？

· 我是否站在第三人称立场，把对方当作“他人中的一个”？如果是，我的客观性值得肯定，但我也要意识到：我没有真正对他说话。
· 我是否站在第一人称立场，把对方当作我的投射？如果是，我的真诚值得肯定，但我也要意识到：我可能吞噬了他的独立性。
· 我是否站在第二人称立场，把对方当作可以回应的“你”？如果是，我要为我的召唤负责，要等待他的回应，要承认他的自由。

这个问题，是“我”的自觉。当“我”能自觉到自己站在谁的立场上，“我”就能更好地与他人建立关系，更好地养护他人的S，更好地引导自己的D。

6.4 对“我们”而言：相互承认第二人称立场

伦理生活不是一个人站在第二人称立场，另一个人站在其他立场。伦理生活是相互站在第二人称立场——我把他当作“你”，他也把我当作“你”；我等待他的回应，他也等待我的回应；我为他负责，他也为我负责。

这就是范志均说的“相互自主性”“关系自主性”。它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善意，而是相互的承认、相互的责任、相互的养护。没有这个相互性，第二人称立场就是不完整的。

第七章：在算法时代，“别人站在谁的立场上”？

7.1 算法不是“别人”，但设计算法的人是

算法本身没有立场。算法不会站在第一人称、第二人称或第三人称——它只是代码。但设计算法的人、使用算法的人、被算法影响的人，他们有立场。

当算法把我变成“用户画像”时，设计算法的人站在什么立场上？他站在第三人称立场——把我当作“他人中的一个”来分析、预测、优化。他没有把我当作“你”，没有对我说话，没有等待我的回应。

7.2 算法时代的“别人”：平台、系统、机构

在算法时代，“别人”常常不是具体的人，而是平台、系统、机构。它们通过算法对我说话、向我推荐、对我判断。

这些“别人”站在什么立场上？绝大多数时候，是第三人称立场。它们把我当作“用户”“数据”“案例”。它们不对我说话，只“论及”我；它们不等待我的回应，只“分析”我的行为；它们不把我当作“你”，只把我当作“他”。

这就是算法时代的异化——当“别人”始终站在第三人称立场，我的S被O殖民，我的D被算法喂养，我变成了被分析、被预测、被优化的对象。

7.3 如何让算法时代的“别人”站在第二人称立场？

这不是技术问题，而是伦理问题。我们需要设计“能够站在第二人称立场”的算法和平台——不是把用户当作“他”，而是把用户当作“你”。

这意味着：

· 算法需要向用户“说话”，而不是“论及”用户。它需要解释“为什么推荐这个”“为什么这样判断”。
· 算法需要等待用户的回应。用户可以问“为什么”，可以拒绝推荐，可以调整偏好。
· 算法需要承认用户的自由。用户不是被预测的对象，而是可以回应的主体。

这就是我之前提出的“伦理中间件”——在AI系统与人类用户之间，建立第二人称的对话关系。让算法不再是站在第三人称的“观察者”，而是站在第二人称的“对话者”。

7.4 算法时代，养护S的关键是要求“别人”站在第二人称立场

在算法时代，养护自感的关键，不是逃避算法，而是要求算法（的设计者）站在第二人称立场。要求平台把我当作“你”，而不是“他”；要求系统对我说话，而不是论及我；要求算法等待我的回应，而不是只分析我的行为。

这个要求，是S的觉醒。当S觉知到自己被O殖民，它就能发出要求；当S发出要求，它就不再是被动的对象，而是主动的主体；当S被承认，它就能在算法时代保持清澈。

第八章：结论——从“我思”到“你唤”

回到开头的问题：别人站在谁的立场上？

这个问题，哲学史上很少有人问。不是因为不重要，而是因为哲学从“我思”开始，就天然地把“我”放在中心。但“我思”的孤独，需要“你唤”来打破。

当别人站在第三人称立场，我是被观察的“他”——对象。
当别人站在第一人称立场，我是被投射的“我”——镜像。
当别人站在第二人称立场，我是被承认的“你”——主体。

只有当别人站在第二人称立场，“我”才能成为真正的“我”；只有当别人把我当作“你”，“我们”才能成为“我们”；只有当别人愿意等待我的回应，伦理生活才可能。

这不是“我”能独自完成的。它依赖于别人——那个站在我面前、向我发出召唤、等待我回应的“你”。别人站在谁的立场上，决定了“我”是谁，决定了“我们”是什么，决定了伦理生活是否可能。

所以，这个问题值得研究。不是研究“我站在谁的立场上”，而是研究“别人站在谁的立场上”。因为后者，决定了前者是否可能。

这不是从“我思”到“我与他”的转向，也不是从“我思”到“我们”的转向。这是从“我思”到“你唤”的伦理转向——把他人从“被认识的对象”提升为“对我说话的你”，把自我从“孤独的思者”转化为“回应的主体”，把伦理从“普遍的法则”转化为“相互的承认”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别人站在谁的立场上——这个被遗忘的问题——是哲学最根本的问题之一。它关乎主体如何生成，关系如何建立，伦理如何可能。它值得每一个思考者认真追问。

岐金兰
2026年3月22日

参考文献
学术前沿 | 范志均：绝对命令的三种人称推理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Mj3j5tb-8TZ3A7AbznMh_g